在短短15年的时间里，技术革命为我们带来了谷歌搜索、Facebook好友、iPhone应用、Twitter“咆哮”，以及亚马逊网站上无所不包的商品。
唯独没有带来大量就业。
截至去年年底，Facebook和谷歌Alphabet合计雇佣员工74,505人，比微软少了1/3，尽管两者的合计市值是微软的两倍。2012年，Instagram被谷歌出价10亿美元收购，当时，这项照片共享服务还只有13名员工。
在美国企业将硬件生产转移到境外以后，计算机和芯片部门的招聘便大幅缩水。新兴科技巨头所需的员工相对较少。科技初创企业不像以前那样大量涌现了。生产率和工资增长放缓。随着中低收入的常规性人力工作被机器取代，收入不平等现象也日益加剧。
科技繁荣了，但没有美国工人的份
计算机和电子公司的就业继上世纪90年代出现攀升以来，至今已下滑40%以上，少数科技部门的就业出现增长，但幅度较小。
这一结果与上一代政治领袖、科技企业家和经济学家的预测相去甚远。2000年，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在他的最后一份国情咨文中表示：“美国将领导世界走向共同和平与繁荣，走向科学和技术的最前沿。”他的经济团队宣称，“迅猛的技术变革”是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之一。
人们对科技繁荣的美好期许和实际结果形成巨大落差，这在一定程度上致使全美民怨沸腾。在今年的美国大选中，政治局外人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和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之所以能异军突起，与此不无关系。
相比于中国颇具侵略性的进口所带来的破坏性影响，以及美联储等政府机构经济指导不力所引发的民愤，科技引发的失望显得更加微妙。通过这些令人惊叹的新机器和创造它们的企业，美国人原本指望获得更大的经济收益，结果等来的却是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拉大。
“这一代人看不到父母辈和祖父母辈所经历的那种进步，这让他们感到越来越沮丧，”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埃里克·布莱约夫森(Erik Brynjolfsson)说，他的研究工作记录了技术对贫富收入差距的拉大作用。“这种挫折效应溢出到了政治舞台。”
1997年，《时代》杂志将计算机芯片制造商英特尔公司CEO安德鲁·格罗夫(Andrew S. Grove)评选为年度人物(格罗夫已于2016年3月去世)。1999年当选的是亚马逊公司CEO杰夫·贝索斯(Jeff Bezos)。当时，各企业为应对千年虫，斥资数十亿美元将计算机重新编程，乐观的投资者给尚未开始盈利的网络初创企业赋予了巨额估值。
结果2000年年初，网络泡沫破灭，2001年，经济陷入衰退，全球化趋势进一步深化，使技术经济迎来转折点，它对美国经济的影响也由此转向。
美国科技公司加快改组，将供应网络转移到中国和亚洲其他地区——那些充满增长潜力和廉价劳动力的地方。硬件制造商将生产集中到海外，继而将产品供应美国和外国的计算机制造商。
据美国劳工部统计，上世纪90年代以后，美国计算机和电子公司的总就业人数从2001年的187万减少到了2016年的103万。同一时期，半导体厂商的就业人数减半，降至35.9万人。
20世纪90年代，美光科技公司(Micron Technology)成了科技产业超越硅谷小圈子的成功典范。美光公司位于爱达荷州博伊西市，由爱达荷农民和商人创办，其中包括已故亿万富豪J.R.辛普劳(J.R.Simplot)。麦当劳公司大部分的冷冻薯条都由他提供，辛普劳的皮卡车牌照号还是“MR SPUD”(土豆先生)。
从1994年到2000年间，美光员工人数翻了两番，达到18,800人，增长主要来自美国地区。80年代，该公司还与日本打官司，以限制芯片进口，保护其在美国的大本营。
如今，美光已经成了科技公司将就业出口到其他国家的范例。截至2013年(最近一次公布的数据)，美光在美国雇有11,300名工人，少于2000年的14,000人。美国以外的员工人数则从4,800人飙升到了19,600人，主要是在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
证券申报文件显示，同一时期，美光公司美国区员工的百分比从74%下降到了37%。该公司于2014年停止披露这一数据。美光发言人称，美国以外地区的增长很多都来自收购。
“我们旨在替换资源，以支持不断增长的客户群，其中既包括在中国利用低廉劳动力成本的跨国公司，也包括中国本土制造商，”2004年，时任美光销售主管的迈克·萨德勒(Mike Sadler)告诉分析师。此人现任美光战略总监。
半导体行业协会称，半导体仍是美国的重要产业，是美国第三大出口项目，仅次于汽车和飞机。
越是科技巨星，越不擅长创造就业
首次公开募股(IPO)可以促进企业增长，有助于催生更多职位，但如今，举行IPO的企业寥寥无几。若将2000年网络泡沫破裂前五年上市的公司算作一个整体，那么，他们雇佣的员工比后来上市的所有企业的员工总和都要多。
苹果公司就遵循了类似的轨迹。在苹果职业生涯的早期，在创建另一家计算机制造商NeXT之后，联合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就将重振美国制造业作为一项使命。布伦特·施拉登(Brent Schlender)与人合著了一本乔布斯传记，他说，在一家苹果工厂里，从生产线上下来的Macintosh电脑“就像假日酒店出炉烤面包圈一样快”。
2011年乔布斯去世之时，苹果公司几乎所有产品的生产都在美国以外，主要是在亚洲。苹果于2004年停止在美国生产产品，一直到2013年，美国本土的生产活动才得以重启，苹果开始在德克萨斯州奥斯汀生产Mac Pro电脑。
苹果表示，它在美国雇用了约8万名员工，占公司员工总数的2/3。在美国区员工中，约半数从事零售工作。
苹果发言人表示，该公司正在“一些新兴行业创造就业机会，就比如App经济中(即为iPhone开发的应用)”，并通过采购美国制造的组件和材料，成为“美国制造业的主要贡献者之一”。
乔布斯传记作家施拉登说，2001年iPod投产时，在美国境外组装iPod完全说得过去。“组件很难制作，把它们组装起来是一项劳动密集型的工作，因为所有东西都很小，他说，“你必须手动将它们拼接起来。”
计算机硬件生产的外流趋势很快蔓延开来。IBM诞生于纽约州的恩迪科特，并在那里建立了第一家工厂，当初正是它使计算机变成了一项大生意。
然而，从2001年到2015年，在恩迪科特所在的布鲁姆县，其周边地区的计算机和电子制造业就业人数减少了约2/3，只剩下3055个职位。纽约州劳工部分析师克里斯蒂安·哈里斯(Christian Harris)说，很多被裁员的工人都被仓储和运输公司招去，而那里的工资只有科技制造业的一半。
美国科技产业工人从经济馅饼中分到的份额变小了。据美国商务部统计，截至2014年，计算机和电子零部件制造的员工报酬相当于该行业产值的49%，远低于1999年的79%。
虽然软件出版等行业创造了一些新的科技就业，但这方面的增长小于科技制造业就业的流失。
自2002年以来，科技初创企业的数量开始减少，波及就业创造。在2014年的一项研究中，经济学家哈维尔·米兰达(Javier Miranda)、约翰·哈尔蒂万格(John Haltiwanger)和伊恩·哈撒韦(Ian Hathaway)表示，科技初创企业贡献的新增就业从1992年的64,000增长到了2001年的113,000。但自2011年下降到79,000以来，这一数字就一蹶不振。马里兰大学经济学教授约翰·哈尔蒂万格说，全球竞争和美国国内监管收紧都是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
另一个问题是，上市可以让科技公司的早期员工获得丰厚回报，并促进公司增长，进而催生更多的工作，但如今，选择上市的科技公司变少了。
佛罗里达大学沃林顿商学院教授杰伊·里特(Jay Ritter)称，2001年到2015年间，共有548家科技相关企业举行IPO。相比之下，从1990年到2000年，这样的企业共有1853家。
最新一代的热门科技初创企业吸引了大量的风险资本融资，并被赋予巨额估值，其中Uber独占鳌头，截至今年6月份，该公司估值已上升到680亿美元。
源源不断的财富使得硅谷欣欣向荣，但却成了经济两极分化的典型，如今，这一趋势已经波及全美。
2014年，Facebook斥资190亿美元收购WhatsApp时，该消息服务在全球拥有超过4.5亿用户，创始人扬·库姆(Jan Koum)一举成为亿万富豪，身价达到几十亿美元。在收购当时，WhatsApp只有55名员工。
经济学家将这种现象称为“技能偏向型的技术变革”。增长的战利品落入了极少部分人手中，这些人有技能、运气好，且在新技术利用上近水楼台。
当前，美国股市市值排行前五的科技公司分别为苹果、Alphabet、微软、Facebook和甲骨文，市值共计1.8万亿美元，比2000年的五巨头高出80%。
其雇员人数则比当年少了22%，截至去年年底，当前五巨头共雇佣员工434,505人，而2000年时，思科系统公司、英特尔、IBM、甲骨文和微软总共雇佣了556,523人。
自动化的威胁
2014年12月，在位于加州特雷西的亚马逊仓库中，机器人正在帮助执行订单。亚马逊美国约有三分之一的仓库使用机器人。
亚马逊美国约有三分之一的仓库使用机器人，这些小型机器人共计4.5万台，负责自动化的订单处理。这些机器人形似装有轮子的面包箱，可以举起装满商品的模块化货架，把它们运送到分拣员跟前。
亚马逊发言人称，自2012年初开始使用机器人以来，该公司已经新增员工约20万名。亚马逊在全球范围内雇有26.8万名员工。
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布莱约夫森说，目前的机器人还不够灵巧，不能识别不同尺寸的包裹、选择正确的包裹，并将它们安全装箱。这些是仓储工作中的基本技能。如今，研究人员正试图让这部分工作也实现自动化。
未来几十年，机器很可能取代各种新型的常规工作。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从1991年到2001年，秘书人数减少了约35%。纺织服装工人数量下降了37%。
长期以来，面对自动化带来的裁员，那些拥有科学学士学位的人似乎都高枕无忧，因为他们的认知体系对计算机来说颇为复杂。另外，受教育程度较低、提供个人服务的相关从业人员，比如家庭保健助理或按摩师，似乎也很安全。
但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大卫·德明(David Deming)估计，2000年至2012年间，程序员、图书管理员和工程师等领域的就业也开始遭到侵蚀。咨询公司麦肯锡公司估计，未来几年，由于已有技术(如亚马逊的机器人)的普及，价值高达2万亿美元的人类经济活动将被自动化。
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山景城的Knightscope公司出产守夜机器人。目前投入执勤任务的约有三十多台，巡逻地点包括商场和企业园区，比如微软的山景城和萨克拉门托国王队的新场馆。每个机器人每小时租金7美元。
“机器人不会抱怨，”Knightscope联合创始人兼营销和销售副总裁斯泰西·斯蒂芬斯(Stacy Stephens)说。“你不用给它们缴纳养老金。也无所谓工伤赔偿。”他说。
延伸阅读
机器取代人——从150年数据看技术对就业影响的四种机制
人工智能和智能制造的快速发展，引发国内外关于机器取代人的担忧。智能化是否会带来大量失业？科技创新与就业的关系机制如何？该如何应对全球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对就业的深刻影响？
长期以来，技术推动进步一直是主流观点。每一代人都比他们的上一代人更能感受到生活标准的提高，从蒸汽机到抗生素、大众旅游、电视机和通信等各种创新不断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这一切都使得进步有迹可循。
但这种积极论断也时不时地受到“技术摧毁工作机会”的担忧的左右。从十八世纪的英国“卢德分子”到今天的“技术耶利米论”，机器会剥夺和破坏人类机会的主题从没消停过。
当前这种情绪再一次引起我们警惕。机器学习、超高容量存储、处理和沟通能力的进步使得机器能够处理需要思考和决断的复杂任务。工作也更快速的自动化，劳动力密集程度降低。
近期皮尤研究中心（PEW）的一项资助调查提出了美国技术专家的观点。有将近一半（48%）的技术专家认为，机器人和数字化代理可以取代大量技能型或非技能型工人，并指出这将导致大量的失业。这些担忧也影射出对西方长期增长前景的消极态度。
关于技术的讨论涉及到方方面面，包括教育、不平等、生产率乃至就业等，而本文将重点放在就业上。我们认为，当前论断认为，技术变化破坏工作机会有失公允，原因在于技术变化创造性相对较难预测。为了弥补上述人为局限，我们分析了近150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普查数据、劳动力调查数据，并发现了如图1所示的四种机制，说明长期以来技术一直是在不断的创造就业机会。
图1 技术影响就业的四种机制
创新的不可预见性
技术的发展有时存在偶然性，难以预测。通常认为，伟大的发明在历史上的某些时刻会改变世界。而事实上则是很多技术出现时较为普通，要花费很长时间，经历各种繁杂地推进，并将一些不相关的力量叠加、提炼和应用在技术上，最终实现技术变化。
工业革命的核心机器蒸汽机就例证了这一过程。Thomas Newcomen于1711年发明了蒸汽机，最初的目的是将水淹的煤矿里的水抽出来。50多年后，James Watt在维修Newcomen发明的蒸汽机时，将其改进和增强动力产出，进而促进了蒸汽机的广泛应用。
随后的其他发明和改进使得蒸汽变成了一项真正普及的技术，并应用在生产、海陆运输中。总的来看，前后耗费了150年才实现蒸汽潜力的完全开发。电力的进展则更快一些，但又显得危险重重。电力对美国的最大影响是在20世纪20年代，当时的美国工厂已经围绕电力组织生产，而这则是在Thomas Edison电力试验40年之后。
一项技术的最终应用常常与发明者的设计初衷大相径庭。技术理念在繁杂中带着自由市场的格调，在经历了无数次失败和死胡同之后，不断地自我完善。作家Matt Ridley将这种现象形象地描述为“思想的交媾”。
技术进步意味着很多技术中最为显著的效应是间接和不易察觉的。汽车的普及是美国郊区形成的根本先决条件。
起初安装在电话上的并不协调的相机驱动了近年来摄影技术的大扩张。诺贝尔奖得主Herbert Simon也指出，没有汽车的年代，医生的最重要的技能之一就是会骑马或者驾马车赶到病人那里；如今的汽车时代，医生只要坐在手术室里，病人就会上门就诊。
技术终究塑造了社会。避孕药、节约劳力的家庭技术以及方便食品等发明不断地增加女性劳动力参与。西方人口老龄化反映出技术对增加收入、控制生育率和延长寿命方面的影响。
我们不能预测今天的技术将会塑造明天的社会，或者哪些产品和服务人民会需要。比如，谁60年前能预测咖啡厅、健身房和移动电话在21世纪初人民生活中发挥的作用呢？
技术的破坏性
尽管技术带来了所有的便利，技术和劳动力的冲突的观点也如在马克思世界的劳动力和资本冲突一样非常盛行。变化驱动了繁荣，当然也会让人不安。
技术产生的破坏是直接且容易观察到的。两个自助服务的例子就可以说明这一点。一如，如果你是手机银行APP的常客，你会发现你就很少再去光顾银行的客服了。又如，很多人在超市也自我浏览和使用自助终端支付。劳动力取代显而易见，使得人们一面享受着创新的便利，又同时可以看见未来创新的风险。
学术界试图量化技术进步在未来破坏工作的数量。在近期德勤的报告中，牛津大学的Michael Osborne和Carl Frey评价了英国在未来10到20年内35%的工作将被自动化取代。
Osborne和Frey的分析也影射了技术变化对工作的破坏影响。创造性的影响将更为混杂和难以预测，这取决于需求和模式开发中的异常行为以及就业和技术的交互。
工作机会与技术的关系：来自历史的证据
如果技术对就业的影响，特别是工作机会创造质量的影响是难以预测的，那么是否能在历史上找到一些教训？
我们检验了两组主要的数据源，探求线索，分别是自1871年起的英格兰和威尔士每十年一次的就业普查记录（整理了第一次普查的细节职业数据，而战争导致在1941年出现了一次普查的中断），和1992年起的标准职业分类组织的劳动力调查（LFS）数据。
确立职业定义的一致性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难题，1871年的普查认为：衡量就业的变化是“最为耗费劳力、财力以及最难达到满意的”的部分。
为提供一致的数据，我们对普查和LFS的数据进行了调整，比如，随着时间推移，增加一些发生变化的职业。由于职业定义不同，不同调查之间的数量也会发生变化，也正是基于此，我们倾向于聚焦于随着时间发展的潜在趋势。
表1提供了英国劳动力1992年以来创造性破坏的概况。主趋势是，农业和制造业的合同雇佣会被医疗、创造、技术和商业服务领域的快速增长所抵消。
表1 1992 年以来增长最快和缩减最快的职业
这种变化也蕴藏着更为显著的转变，即劳动力从作为原始动力源的历史地位转变为向他人提供护理、教育和服务的作用源。表2例证了长期以来的体力劳动者向护理职业的转变。
表2 护理和体力劳动职业人数
注：体力劳动者包括清洁工、家庭仆人、其他劳动者（包括农业工人、建筑工人、工厂技工和一般劳动者）以及矿工。护理职业包括健康教育者、儿童护理者、福利职业者和保姆工。
近期的就业数据分析也清晰地表明了技术影响工作的模式。由于技术轻易取代劳动力，常规体力和脑力工作都受到很大程度损害。如图2所示，白领职业的工作损失主要表现在纸张工作处理和机械工作中。
相反，技术对脑力的非常规工作具有高度互补性，比如管理咨询工作，就业增长势头强劲。对非常规体力工作，技术基本没有机会得以应用，比如家庭护理工人，这类工作也增长旺盛。
图2 技术对就业的影响例证（根据职业性质）
采用普查和LFS 数据，我们找出了如下四种技术和劳动力市场交互的机制：
1、技术取代劳动力
作为一种能量源或许最为明显的就是技术直接取代人工体力，增加了生产率，却减少了就业机会。在英国，最初出现这种作用的产业是农业。1871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农业人口为6.6%，而如今仅有0.2%，下降幅度达95%（见图3）。
图3 农业劳动者人数变化图
制造业也存在相同的情况。ONS的一篇论文表明，制造业的就业机会从1948年38%的劳动力人口下降到2012年的8%。农业和制造业的就业人口下降都反映出国际贸易的增长，以及从生产转变为更为廉价的国外市场的影响。但是全球化自身受益于通讯、交通条件、资本流动的技术进步。
普查数据也提供了曾经庞大而今几乎被人遗忘的技术和就业交流领域。1901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总人口为3250万，其中20万人从事洗衣工作。而到2011年，总人口5610万人中洗衣行业从业人员仅有35000人，大多数为自助洗衣房和商业洗衣房。技术、室内水管、电力和廉价的自动洗衣机都让曾经庞大和辛苦的手工洗衣业日渐消沉（见图4）。
实际上，洗衣、食品、制造品的成本下降的部分原因也是因为技术应用。很多技术的优势都流向了消费者劳动力。（很多技术对消费者非常有益，却对投资者帮助不大。）
农业和制造业的生产率提高的影响体现在消费者支出占据产出份额缩减上。
图4 洗衣工人数变化
生产率不断提高，国际贸易日益增长，使得食品在零售物价指数中的份额从1950年的34.8%下降到2014年的11.4%。离岸外包和生产率的快速增加也降低了服装鞋袜成本，其在零售物价指数从9.7%降至4.5%。在英国，汽车的实际价格在过去25年间下降了一半，其在零售物价指数的份额也下降了近一半。
电子产品的质量显著提升，定价也不断优惠，这些都加速了20世纪70年代机械部件和晶体管向数字设备的转换。在1948年，一台16英寸的Freed-Eiseman 牌电视机在美国的售价是795美元，大约是年均收入的四分之一，而今天的年均收入约为12000美元，一台高端的电视机今天的价格也不会超过1000美元。如今质量也不断提升，那么价格的下降就更加显而易见。美国CPI数据表明电视的价格自1950年以来下降了98%。
2、技术变化驱动创造就业机会
我们也非常熟悉技术直接在新领域创造就业的方式。在过去35年中，英国增长最快的十种职业中有两个一直属于技术领域。信息技术经理的数量增长了6.5倍，达327000人；程序员和软件开发人员的数量增长了近3倍，达274160人。
但历史表明，工作机会的增长是一个动态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很多技术逐渐废弃或被取代。电话员和电报员在1971年之前的一百年里增加了40倍之多；但随后自动交换机、因特网和移动电话的兴起，该行业的就业机会就不断缩减（见图5）。
图5 电话员和电报员人数变化图
注：由于数据和定义不连续1931后的数据为内插值估算而得。
3、技术创造的知识密集型工作
技术的直接创造和破坏工作机会都相对明显，也容易理解。而不明显的是，一些技术和知识行业将提升生产率和增加就业机会两者相结合的方式。
对医药，商业和职业服务，市场营销，设计和教育的专家服务需求都随着收入增加不断增长。这些领域的消费者也从专业知识提升中获益，专家可以帮助消费者去探寻复杂事物。这些领域的技术应用也会提高生产率和改善效果。
这点在医药业最为显著。但是知识越来越便于获取，通讯沟通的步伐也不断加快，使得很多知识导向的产业遭遇了革命。因此，技术和这些工作机会并没有完全对立，在包括医药、教育和职业服务等领域中，二者更加紧密地阔步向前。1871年的普查记录了英格兰和威尔士有9982名会计，在过去的140年间，从业人员增加了20倍，达215678人（见图6）。
图6 会计人数变化图
注：由于数据和定义不连续1921和1931的数据为内插值估算而得。
过去的150年间，国家日渐重视医疗和教育的供给，这两个产业都是主要的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19世纪福利国家按照今天的标准都显得微乎其微。大多数人都满足标准，依赖于家庭、朋友或者慈善机构或者白手起家。
1851年，政府开支还不到英国GDP的10%，其中大部分都是军备开支。健康、教育和福利的支出则是国家随后扩张的引擎。在过去的50多年里，公共支出平均占据了43%。消费者也表达出要通过投票箱来决定国家养老金的偏好，国家现在是医疗和教育的主要提供者。
护理则反映出职业的细分和专业化，很多其他服务行业也在近150年中有相同趋势。直到十九世纪中叶，护理一直被视作是低技能、低社会地位的工作，与家庭服务更为接近，而离医药业相距甚远。
在1871年的普查中，大多数的护理都是由家庭仆人、家人和修女完成的。1871年的普查中仅仅记录了28000位“生病和无效的”护士。十九世纪后期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南丁格尔的先驱性的工作，促使了执业护士的大幅度增加，尤其是在1948年之后国家医疗服务（NHS）机构建立后，增速加剧。2011年的普查中记录了在英格兰和威尔士有近75万护士，这是1871年人数的26倍。
4、技术变化降低了根本性开支，创造新需求和新工作
技术驱动的商品相对价格下降，通常也会产生存在于上述第一种机制的副作用，增加了消费者的支付能力，又反过来创造了新需求和新工作。技术进步让消费者能够以更低的价格满足需求，继而有钱去消费其他任意商品和服务。
其中一些行业就是新兴的技术驱动行业，如通讯业和家庭娱乐业。增加的可支配收入将过去富人才有机会使用的商品带入到大众市场，消费者可以在非必需品上增加支出。普查提供了后一种现象的两个例子：一例为，普查数据表明，尽管传统酒馆越来越少，但酒吧雇佣的人数则从1951到2011年增加了4倍。（见图7）
图7 酒吧职员人数变化图
另一例为，不断增加的收入使得消费者在个人服务上增加了开销，比如让专业发型师打理头发，增加了就业机会。1871年，英格兰和威尔士每1793个市民中只有一个理发师或发型师；如今每287个人中就有一名（见图8）。
图8 发型师人数变化图
结论
变化是提高福利的先决条件。18世纪以来，工作组织才非常固定下来，而大众的物质生活条件还非常差。工业革命的巨变，蒸汽机投入生产和城市化中，以及制造业的崛起改善了劳动者的物质生活条件，提高了寿命。
技术转变了生产力和生活标准，并在这个过程中，在新的领域创造着新就业机会。机器使用不同降低了商品价格，将过去只有富人和收入较高群体用得起的产品在新的市场中售卖。
机器将肩负更多重复性和费力的任务，但是似乎在过去的150年内并不能消除人们对人力劳动的需求。但是很多需求仍然迫切且难以满足，特别是在富人世界里，比如养护老弱，终身教育和再培训，医疗护理，以及其他物质精神需求。
经济体中工作机会总量也并不固定，虽然过去两百年见证了机器取代人力的现象，而结果却恰恰增加了就业机会。就总量来说，英国的就业机会在过去的150年增长了两倍多。
未来的工作可能会更加多样化，工作机会增长的领域主要在社会交流、心理学、思想领域、创造力和技能等方面。我们认为，未来将和过去的150年一样，技术能够创造更多的新工作机会，增强现有工作机会，也会淘汰一些不适宜的工作。
历史提供了技术和就业交互方式，蕴藏着一些启示，也提出两个重要的政策挑战。一是，如果技术采纳速度加快，社会将需要为技术造成的高失业率做好准备；二是，技术变化会不断增加对高水平教育和技能的回报方式，也就意味着，教育、培训和收入分配很可能在未来成为政治讨论的重点。
